2018年3月1日，興業研究發布了2018年2月期（總第二期）“興業綠色景氣指數（GPI）”。
該指數由興業研究和興業銀行綠色金融部共同開發，基于對興業銀行綠色金融客戶調研結果編制，并于每月1日發布，旨在全面、細致、系統地揭示綠色產業的發展現狀、研判產業熱點領域和發展趨勢、感知綠色產業發展中的痛點，為綠色金融和綠色產業的發展提供助力。
分析已經發布的兩期GPI指數可以發現，綠色產業不同規模的企業間存在顯著而持續的分化：大企業景氣程度明顯好于小企業，并且表現出較強的投資或并購擴產的意向，預示著綠色環保產業結構重組還將繼續深化。
本報告擬就此入手，探析環保產業及其子行業結構重組的動力、規律，以及未來趨勢和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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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產業景氣度分化
2018年1月和2月的GPI分項指數均顯示，綠色環保企業中，規模較大的企業景氣程度明顯高于規模較小的企業，并且這種景氣程度的分化表現在訂單、生產、成本，和資金周轉等生產經營的各個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大企業在政府合作項目占比方面，也顯現出明顯的優勢。GPI指數揭示了綠色環保產業明顯的兩極分化趨勢：龍頭企業獲得了大部分市場訂單，發展向好；而中小企業的經營則比較困難。
綠色環保產業的分化，也得到了市場數據的佐證。在A股35家環保板塊上市公司中，2017年年報披露總資產大于50億元的16家企業其總利潤與歸屬母公司的凈利潤增速分別為25.3%和21.6%，而總資產小于50億的18家上市公司總利潤與歸母凈利潤的增速則分別僅為8.2%和10.7%，大小企業之間的業績表現差異巨大。
綠色環保項目以公共項目為主，大企業在項目投標和資金方面的能力帶來了巨大的優勢。以PPP項目為代表，不論是綠色PPP項目還是其他PPP項目，均存在行業集中度高、國企及上市公司等大企業充分受益，中小企業、民營企業逐步邊緣化的態勢。
在生產經營狀況的顯著差異下，大企業普遍對未來有較好的預期，并表現出較高的新增投資和并購重組的擴產意愿，以滿足未來不斷增長的市場需求，提升市場占有率。由此，帶來綠色環保產業結構重組的深化和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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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產業結構重組繼續深化
環保產業的并購重組浪潮已經到來。據國內知名清潔技術咨詢機構宇墨咨詢（üMORConsulting）統計，我國環保產業并購潮于2013年啟動，并在2015年達到一個高位后，便持續處于活躍狀態。
2017年，全國環保產業發生并購86起，涉及金額385億元。結合政策規劃、產業發展規律、市場需求特征，以及國際經驗，我們預計，未來我國環保產業并購重組潮還將繼續深化。
首先，從政策規劃的角度看，我國環保投入不斷增加，環保產業也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在國家發改委、科技部、工信部和環保部2016年12月聯合發布的《“十三五”節能環保產業發展規劃》中提出，到2020年節能環保產業將成為國民經濟的一大支柱產業，在擴大產業規模、提升技術水平、優化市場環境的同時，還強調要提高產業集中度、增強產業競爭能力。
為此，規劃提出“要培育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節能環保企業集團，在節能環保產業重點領域培育骨干企業100家以上”。
盡管目前我國環保產業龍頭企業正在逐步形成，但目前環保上市公司中規模最大的企業其總資產也不足500億元，絕大部分企業規模小于100億。與全球環保產業巨頭動輒百億美元、歐元的規模相比，我國環保企業的規模增長尚有很大的差距。
其次，從產業自身發展規律來看，環保產業也正在從成長期向成熟期過渡，產業結構重組是健康發展的內在要求和必然規律。十八大以來，綠色發展目標不斷加碼、企業環保標準頻頻提標、政策補貼集中發力、各地污染治理基礎設施加緊“補欠賬”，使得環保產業利潤增長，吸引了大量企業進入。
根據騰訊財經2015年的一項研究統計，國內環保企業數量在2005年到2014年之間翻了四番，從不足3千家增長至超過5萬家，其中注冊資金50萬元以下的企業超過70%，員工規模50人以下的更是超過90%，形成了“小而散”的格局。與歐美發達經濟體相比，我國環保產業集中度顯著較低。
而隨著我國環境保護“欠賬”逐漸補齊，環保投入也進入平臺期。統計數據顯示，我國污染治理投資在保持總體增長的同時，與當年GDP的比值在2012年后進入了一個平臺期。這意味著環保產業面臨從擴張式增長向內涵式增長的轉型，產業內競爭日益激烈。
再者，從市場需求看，我國環境污染治理正在從企業末端治理，向集中治理、公共服務，以及生態保護修復等綜合性治理轉型。
比如污水處理項目已不再是單純涉及污水處理廠的建設運營，開始延伸到管網建設運營；部分水環境治理項目甚至包含污水處理、水系治理、環境修復等多個相關但完全不同的領域；垃圾焚燒發電項目也大多需要同時承擔垃圾清運、轉運體系的建設和運營。
這在客觀上提升了項目規模，同時也對企業業務領域和技術能力的綜合性、復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這樣的要求下，拓展業務領域、擴充技術儲備，就是成為龍頭企業搶占市場先機的重要手段。
最后，從國際經驗看，市場化并購重組是環保產業發展成熟的必由之路，這在國際環保巨頭崛起的歷程中便可見一斑。
美國WastManagementInc.在上世紀70～90年代間完成了近140項收購，成為了北美最大的廢物管理公司；而緊隨其后的RepublicSrv.Inc.公司在1999～2000年間完成了超過160項收購，一躍成為行業第二；全球知名的法國水務公司蘇伊士環境（Suez）也是通過積極的并購，擴大業務規模并使業務遍及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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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產業并購的市場趨勢
環保產業并購的目標主要包括：通過同業異地并購實現區域覆蓋；通過產業鏈上下游并購打造綜合服務能力；迅速獲取技術等核心資源；以及通過跨界并購進入新的業務領域等。
不同的目標衍生出不同的并購模式，隨著產業發展階段的演進，并購的模式和結構特征也相應地發生著變化。
1.技術取代規模，成為環保產業并購的第一目標。
在環保產業快速增長階段，企業通過異地并購、同行業并購實現業務規模的增長和地域的擴張。
而近年來，隨著產業發展動力從外部擴張向內含式發展轉型，技術和管理的競爭成為決定企業發展水平的關鍵。因此，在細分領域具有技術優勢的“小而美”的技術型企業，成為環保產業并購爭奪的焦點。
而新三板環保企業作為此類企業的重要集聚地，受到了高度的關注。在2016年的89例環保產業并購事件中，有11項涉及新三板企業，占比12.4%；相比之下2015年109項并購中，當時卻僅涉及到3家新三板掛牌企業，占比只有2.8%。
我國環保產業對技術的追求，在跨國并購中也有所體現。
2016年以來，我國環保企業掀起了海外并購的熱潮。2016年和2017年我國環保產業海外并購分別發生7起和5起，總規模分別為51.3億元和98.7億元。
與國內資本市場相比較低的估值，固然是國內環保企業海外并購的原因之一，但海外市場增長緩慢，也構成了雙方并購達成的基礎。比如2017年1月巴安水務收購DHT100%股權，就明確表示是為掌握其海水淡化技術。
目前，我國環保產業系統化、規模化、精細化發展的要求不斷提高，技術競爭成為關鍵因素；而另一方面，國外企業擁有先進技術，但市場相對飽和，有極強的輸出欲望。在這樣的背景下，以技術為導向的海外并購還將繼續深化。
2.并購基金模式將成為主流。
隨著環保產業并購規模的增長，以及單個項目體量的提升，金融支持模式也相應發生了改變，并購基金模式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
2014～2016年間，國內環保產業共設立了44只環保并購基金，總金額達到900億，加上地方政府發起的環保并購基金3只，總額約1100億。這些并購基金的發起人中，上市公司約占82%，地方政府約占18%。
通過設立環保產業并購基金的形式，推動龍頭企業、金融機構，以及部分情況下還包括地方政府在內的三方合作，有助于擴大資金實力、合理規劃業務布局、深度發掘和發展潛在項目，從而更好地實現并購重組的目的。
3.固廢危廢將成熱點領域。
從行業分布的結構看，我國環保產業并購的熱點正在逐步從水務領域，向固廢領域轉移。在2017年全部86例并購事件中，固廢處理領域占據了22例，總金額145.6億元，分別占24.7%和37.8%。而在2017年之前，污水處理項目在環保產業并購市場中長期占據著絕對主導地位。
近年來“環責入刑”日益強化，而危險廢棄物處置不當恰是環境責任的主要來源。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企業對危廢處置的需求。而另一方面，我國危廢處置產能嚴重不足。
以工業危廢為例，《2017年全國大中城市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年報》顯示，2016年214個大中城市工業危廢產量達3344.6萬噸，較2015年增長19.4%，而全國危廢經營單位實際經營規模則僅為1629萬噸，缺口達51.3%。隨著監管加強，企業偷排減少，對危廢無害化處置的需求還將進一步提升。
而另一方面，由于環保標準不斷提升，對危廢處置標準及要求也相應提高，資質審批將更趨嚴格，導致較高的進入壁壘。而新增產能則易受土地、鄰避效應等因素制約，投產周期較長。因此，并購整合就是企業進入危廢市場、提升市場規模最快速有效路徑。
從前文表1中可以看到，危廢處理是目前我國環保產業各個子領域中，集中度最低的。相比于美國危廢處理市場前10名的企業市場占有率均超過50%（CR10:54.5%）的集中度，我國市場CR10僅為6%，顯著低于發達市場。這位行業并購重組提供了巨大的空間。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恰恰由于危廢行業“小而散”特征明顯，因此交易標的均較小。在2017年的幾例交易中，超過10億元收購交易案僅為5例，超過3成交易總金額低于1億。換一個角度看，這也為民營企業參與并購提供了機會。
2017年固廢領域的前三大并購案中，且收購方均為民營企業。在行業結構尚未固化時，提前進入并布局，是構建競爭優勢、實現差異化競爭的有效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