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更好地完成環境污染治理目標，從源頭阻斷生態破壞，我國環保行動已經開始逐步緊密結合經濟和法律雙重制裁手段。環境保護禁止令就是推進司法介入生態保護常態化的又一次探索，再為環保事業增添一柄治污“利刃”。

探索環保禁止令制度 加速司法介入常態化

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加快，各類環境問題凸顯，經濟與自然的矛盾日益加深。為此，我國提出綠色經濟和循環經濟發展理念，全面推行環境污染治理。目前，環保行動開始從經濟和法律雙方面對環境違法行為進行約束。不僅如此，我國環境保護正在從環境治理向著環境污染防治快速過渡。 

環境污染問題爆發初期，我國展開了一系列治理行動，現階段，環境保護開始愈加注重污染預防與后期修復的雙線推進。這也正是我國開啟“費改稅”變革，落實排污許可證制度，強化環境監測的根本目的所在。除此之外，“環境保護禁止令”制度的探索更是在進一步推動司法力量介入生態保護的常態化。

在第八次全國法院民事商事審判工作會議上，人民法院就已經表示將探索實行環境保護禁止令制度，探索生態恢復型司法。所謂的環境保護禁止令就是，人民法院為及時制止被申請人正在進行的危害、污染、破壞環境行為，根據申請人的申請，依照我國《民事訴訟法》的規定，以裁定的形式做出的一種行為保全。

簡單來說，環境保護禁止令可以不用等訴訟程序走完或者是判決生效，直接在最短時間里制止申請人所指的環境污染行為。而環境保護禁止令的優勢也非常明顯，防治生態破壞繼續加大，將污染損失降至最低，可謂是“令行禁止”。

業內學者曾表示，環境保護禁止令作為一種全新的司法手段，有效地突破了環境執法面臨的取證耗時，污染損害既成事實的困境。同時，專家還建議，應將環境保護禁止令拓展到環境公益訴訟中去，作為治污的利劍最大限度制止污染。

自2010年昆明市創設了這一司法手段以來，不少地方都展開了有益嘗試，環保法庭也逐漸開始發揮更大的作用。例如三峽庫區環保法庭，自成立以來就已經發布環境保護禁止令37份，還成功審理了三峽庫區首例跨省級行政區域環境公益訴訟案件。重慶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秦鵬認為，司法力量的強勢介入，就像一雙“鐵拳”，將對環境保護起到重要作用。

實際上，這對“鐵拳”也確實為環境保護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環保禁止令制度打破了傳統的權利救濟理念，直接將環境保護階段提升至事中甚至是事前，有效阻止了環境違法行為對生態的持續破壞。業界普遍認為，這是新形勢下環保法庭對依法保護環境的另一種探索。

近日，重慶市渝北區人民法院也亮出了《環境保護禁止令實施辦法(試行)》政策，開始在10個區管轄范圍進行環境保護禁止令試點。文件規定，法院有權對符合條件的環境違法行為作出立即停止的裁定。除此之外，文件還規定，在執行過程中可聯合公安機關以及相關行政機關聯合執行。

環境資源審判，這并不是一個新鮮的概念，卻仍處于完善制度階段。我國已經有不少地方展開了相關的積極探索，環境保護禁止令的推廣也正得到更多響應和實踐。我國環保執法的高壓態勢會逐漸轉向以預防為主的環境生態保護，司法手段也將成為打擊環境違法的中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