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污染防治攻堅戰的全面打響和推進，公眾和環保行業也對未來有了更為積極的期許和想象。

不過偉大事業和目標的背后，一些重要問題卻還沒有被嚴肅地討論：污染治理全面深入的經濟支撐是否牢靠?資金怎么籌集調配和使用?怎樣科學合理地投入，怎樣評估環境建設投入的績效……

眼下，環境治理在理念認識、決心行動上都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這是一場攻堅戰更是一場持久戰。作為公共管理、公共決策的重要內容，污染治理的投入機制也應在這一范疇下，進行科學、合理、長遠的安排。

總體投入缺口可能達到兩萬億

近期國家統計局發布改革開放40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報告，提到2016年污染治理投資總額為9220億，比2001年增長6.9倍。

治污投入的增長，當然是進步，但這個水平，顯然還不夠。

國際上，對于環保投入占GDP比重和環境質量改善的關系有通用的考察指標：1.5%是控制，2-3%是改善。全社會環保投入占GDP達到兩個或三個百分點，才能支撐環境質量改善。

我們從來沒有達到2%，還存在不小的差距。

以2016年為例，GDP為74.41萬億元，年社會環保總投入應近1.5萬億元，才能達到2%的下限。而當年的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為9219.8億元。按這個數值預估，差額近6000億元。

考慮到GDP增速等因素，我國3年污染防治攻堅戰的總投入應該約5萬億元，按照之前的投入強度，將會產生2萬億元的投資總缺口。

誰來彌補這個缺口?

當前，我國全社會環保投入具體分為三個部分：財政投入、企業投入和社會資金投入。根據2016年統計數據，中央財政的環境支出4734.8億元，占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9219.8億元的一半以上;企業的環境投入為819億元;剩下的是環保社會投入。

上述統計數據顯示，在環保方面，財政投入占比過半。這個比例與發達國家相比，已經不算低，未來增長也會有上限(財政收入增速);近幾年的工業企業治理投入也并沒有顯著增長，還略有下降。

那么，社會投入是最有希望增長的領域。事實上，無論是之前的污水處理設施建設，還是后來的海綿城市、黑臭水體治理，大都是通過市場化進行大量社會融資實現的，也因此激發了環保產業市場的規模擴張。

吸引社會融資vs地方支付風險

近十年來，在環保領域特別是涉及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水環境綜合治理領域，目前大部分的投入是通過BOT、PPP等方式進行的。

其運行的基礎在于：金融機構(資本市場)、環保企業和地方政府之間存在的信用鏈。其中，前兩者對地方政府支付意愿和能力的信任，是這個鏈條的核心。

但是這個信任的基礎，如今可能已經被動搖。金融行業、資本市場開始更為謹慎地評估環保企業的真實盈利能力、還款能力。

其中，地方政府是否能履行合同，按時足額支付各種費用，成為重要因素。而這方面的情形一直不樂觀。

無論央企民企，環保企業被拖欠費用的情況都相當普遍。在水務企業，問題尤為突出：排名前幾的上市公司，平均被政府客戶拖欠的各種費用，達每年十幾億元。

城市供水、污水處理領域，盡管有收費基礎，但由于價格和成本未能匹配，地方應收未能盡收，財政補貼仍然是水環境基礎設施建設運行的重要來源甚至是“大頭”。

但財政補貼的支付和當地經濟、政府換屆等因素密切相關，這在一些中西部城市，成為企業不可控的風險。

而由于缺少運行費用，已經建成的農村污水處理設施，只有不到三分之一在正常運行。而這也是資本不敢輕易進入農村污水市場的重要原因。

這幾年大干快上的黑臭水體、海綿城市PPP項目，沒有經營性收入，其建設、運行的資金基礎全在地方財政上。而在眼下的宏觀經濟形勢和調控政策下，這方面的風險顯然已經被資本市場高度重視。

中央財政：補短板vs拔高個

這兩天，關于黑臭治理財政要出錢的消息刷屏環保圈。三部門發布關于組織申報2018年城市黑臭水體治理示范城市的通知， 2018-2020年，對入圍城市，中央財政每個支持6億元，各省推薦名額不超過兩個。

2015、2016兩年，財政部對海綿城市也有過類似規模的資金支持。對試點城市，中央財政將給予專項資金補助，直轄市每年6億元，省會城市每年5億元，其他城市每年4億元。

從海綿城市這個前例來看，中央財政打造的示范工程效應并不明顯，反而在申請資金的導向下跑偏：過度工程化、簡單粗暴投資的普遍做法，已經和總書記對自然理念的強調，背道而馳。

而黑臭水體治理，同樣是一個從理念、設計、技術、工程、管理、人才等各方面不清晰、沒共識甚至有空白的領域。這樣短期、平均化的資金投入方式，是否能如愿發揮效用，筆者并不樂觀。

而更為重要的是，我國污染治理事業中的薄弱環節、當務之急，才是中央財政該出手的地方。

一方面，污染治理講求輕重緩急，講求源頭削減。比如，對于水污染治理，當前，工業園區廢水治理的優先級就高于簡單的黑臭水體治理。

另一方面，有限的財政資金要重在發揮對社會資本的撬動作用，從而帶動更多社會資本投入。中西部城市的城鎮農村水環境基礎設施運行、工業企業專業治理等，就是亟待補血的領域。

下一輪投入：講科學更要講績效

《武漢市水污染防治規劃(2016—2035年)》日前公開征求意見。繼上海之后，又一個城市將城市水環境治理瞄向2035。今年以來，上海陸續制訂了污水污泥、雨水排水等領域的中長期規劃方案，并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

這些目標宏大的規劃中，有關基礎設施方面的內容仍然是重點之一。其中，在管網、排水體系等方面策劃了大手筆，為城鎮水污染治理提質增效、補短板的政策導向展開先行探索。

不過，正如上海在雨水排水規劃公示后收到的反饋意見所說：規劃方案規模過大，工藝過程復雜，建設和運行費用高，自然生態綠色發展理念不強，論證數據不夠充分，環境影響評價不夠全面。

對于下一輪城市水環境基礎設施建設的理念與導向，業界已經開始廣泛和深入的討論;而圍繞分流制改造、海綿城市大建設等，已經出現的一些苗頭，專家們紛紛表達了擔憂。

比如對海綿城市，王凱軍表示，中等規模和大城市，實行分流制改造需十億至百億投資，合流制雨水處理方案需上億至十億，海綿城市要達到百億、千億級的規模。

投資序列最優的是合流制雨水處理方案。但我國不少城市恰恰采取了最貴的那一種，即海綿城市方案。“每平方公里投資額約1.5億~2億，大約能達到處理幾千噸污水的效率。”

相比污水處理設施，下一輪管網的建設、完善、提升，涉及的投資規模將是倍數級別的增長。可以想見，下一輪提質增效、補短板涉及的巨大資金體量。

而無論城市的經濟實力如何，出于公眾利益和城市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環境基礎設施的投入都必須進入公共決策的視野，講科學、講績效。在方案的選擇上，不能簡單追求技術路線在理論層面上的先進性，更要綜合考慮性價比，進行更為科學合理的比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