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的40年，是中國經濟騰飛的40年，也是環境質量波浪式變動的40年：伴隨改革開放的環境質量經歷了從良好、惡化到總體好轉的演進過程，現已進入環境保護理念逐步清晰、政策法規不斷完善、環境質量持續改善的階段。回顧改革開放40年來的生態環境保護進程，總結經驗，剖析問題，判斷形勢，可以為美麗中國建設提供借鑒。
本文討論的生態文明建設，側重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換言之， 只是把“生態文明”中的“文明” 理解為生態環境狀況的“好”或“不好”，而不理解為社會進步的程度。這樣理解的道理是，在“五位一體”中已經有了“社會”領域，如果把“生態文明”再拓展到人與人、人與社會關系，難免存在重疊和交叉。總體上看，中國的生態環境保護走出了一條受國際理念影響、政府主導、運用激勵與約束的市場化手段解決環境污染問題的中國特色之路。
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歷史演進及其特點
生態環境保護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改革開放40年進程和經濟增長密切相關。我國走了一條“跨越環境高山”之路。發達國家上百年的城鎮化、工業化、全球化進程，我國在短短的40年里基本完成;發達國家上百年時間內逐步出現并得到解決的環境問題，我國在短期內集中爆發，呈復合型、壓縮性、累積性特點。我國的環境保護現已進入壓力疊加、負重前行的關鍵期，也是有條件、有能力解決突出環境問題的窗口期，成為生態文明建設的重中之重。
環境保護理念與國際同步， 并成為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倡導者、推動者。環境保護是我國最早與國際接軌的領域，清潔生產、可持續發展、循環經濟等均由環保領域專家和管理者引入并積極倡導。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通過《人類環境宣言》，提出“我們只有一個地球”口號。1973年，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召開，審議通過環境保護工作方針和第一個環境保護文件——《國務院關于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若干規定》，成為我國環境保護的第一個里程碑。1992年中央9號文發布《環境與發展十大對策》，將環境保護納入經濟發展中加以統籌考慮。“十五”期間， 黨中央、國務院提出樹立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的思想。《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從人口、環境與發展的國情出發，提出可持續發展的總體戰略、對策以及行動方案。“十二五”期間，黨中央、國務院將改善環境質量作為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生態文明建設作為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重要內容，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中增加了“增強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意識”。
環境保護基本方針政策從中國國情出發。1979年《環境保護法(試行)》確定了“全面規劃，合理布局，綜合利用，化害為利，依靠群眾，大家動手，保護環境，造福人民”的32字方針，明確建立環境保護行政管理體制。環境保護管理部門得到不斷加強，從城鄉建設部中獨立出來，成立國家環保局(1988年)、國家環保總局(1998 年)、環境保護部(2008年，成為國務院組成部門)、生態環境部(2018年)。1983年底召開的第二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將環境保護確定為一項基本國策。第三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確立了三大政策(預防為主、防治結合，誰污染誰治理，強化環境管理)和八大制度(“三同時”、排污收費、環境影響評價、目標責任制、城市環境綜合整治定量考核、排污許可證、污染集中控制、限期治理)。1982 年，環境保護成為“六五”計劃的獨立篇章。1998年實施的“一退三還”是環境政策的轉折點。2003 年，在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上，胡錦濤總書記強調，環保工作要著眼于人民喝上干凈的水，呼吸清潔的空氣和吃上放心的食物， 在良好的環境中生產生活，集中力量先行解決危害人民群眾健康的突出問題。
環境保護法規不斷完善。我國的環境法規是國際上最齊全的。1978年，《憲法》規定“國家保護環境和自然資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1993年，全國人大設立環境保護委員會，后更名為資源與環境保護委員會;制定出臺了環境保護法律、自然資源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和規范性文件、地方性規章組成的環保法律法規體系。2002年，《清潔生產促進法》出臺，標志著污染治理由末端向全過程控制轉變。2009年，《循環經濟促進法》生效。2015年1月1日起實施的環保法，被稱為“史上最嚴”;十八大以來，制修訂相關法律十多部，包括大氣污染防治法、野生動物保護法、環境影響評價法、環境保護稅法等。2018年3月， 生態文明正式被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執法力度不斷加大，中央環保督察覆蓋31個省區市，8萬多個百姓關心的突出環境問題得到解決;對那些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不堅決、不徹底，對破壞生態行為不作為、亂作為等行為加強了問責。2017年7月，中辦、國辦就甘肅祁連山國家自然保護區生態環境問題發出通報，上百名領導干部被嚴肅問責，以儆效尤，忽視環境保護的狀況得到明顯改變。
生態文明“四梁八柱”制度逐步筑牢。黨中央國務院出臺《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 國家發改委等聯合出臺《綠色發展指標體系》和《生態文明建設考核目標體系》，從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建立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制度、建立空間規劃體系、完善資源總量管理和全面節約制度、健全資源有償使用和生態補償制度、建立健全環境治理體系、完善標準體系、完善評價考核和責任追究制度、嚴守生態紅線、完善環境監管等方面，確立了基本制度框架，黨政同責、一崗雙責、排放權許可、河長制、湖長制等制度相繼推出。2018年5月，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要求加大生態文明建設力度，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各地在大氣、水、土壤、海洋、飲水安全、減災防災、水土保持、防沙治沙等領域全面推進，生態惡化趨勢得到遏制，環境質量顯著改善。
利用市場機制保護環境。在投入上，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環境保護投資每年約占GDP的0.51%;到80年代末期投資超過100億元，占同期GDP的0.60%左右;1995年達1010 億元，占同期GDP的1.02%;2010 年上升到6654億元，占當年GDP的1.66%;2015年環境保護投入占GDP 的比重仍僅為1.30%。推進環保設施建設、運營和服務的系統化、標準化、生態化、市場化、社會化。培育各具特色的環保產業，環境污染治理路線不斷清晰，環保產業規模不斷擴大，技術水平顯著提高。我國還采用環境經濟政策措施，如排放權交易、生態補償等，以發展環保產業的途徑解決環境污染問題， 如東部沿海地區，從21世紀初開始采用BOT、TOT等模式處理鄉鎮垃圾和污水，并取得明顯成效。一些環保公司在中國香港、美國、德國、日本等地上市融資，解決了污染治理的部分資金問題。
公眾參與和積極行動。世界環境保護的最初推動力量來自公眾， 沒有公眾參與就沒有環境運動。1993年，“中華環保世紀行”活動啟動，成為我國公眾參與和環境信息披露的重要途徑。2005年的圓明園湖底防滲工程，成為公眾參與決策的標志性事件。綠色消費成為居民的優先選擇。隨著生態環保意識日益深入人心，生態意識上升為全民意識和自覺行動，從自己做起，從小事做起。開展光盤行動、推廣節能家電、資源回收、減少一次性餐具等，勤儉節約、綠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費觀念正在形成。摒棄過度消費和用后即扔的不良習慣，撿垃圾的普通志愿者越來越多;綠色消費、低碳出行成為居民的自覺選擇。環保社會組織和志愿者隊伍得到規范健康發展，并依法開展生態環境保護公益訴訟等活動，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社會氛圍初步形成。
40年來中國生態文明建設重點與成就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重視環境污染防治，大力推行清潔生產，發展循環經濟，嚴格執行環境影響評價和“三同時”制度，開展環境保護專項行動，嚴厲查處環境違法行為，大氣污染、水污染防治工作積極推進，主要污染物減排目標基本實現，環境質量持續改善。
環境保護重點與時俱進。列寧曾說過，問題是時代的口號。在改革開放初期，經濟發展中“有水快流”“靠山吃山”政策影響環境質量。1984年，國務院制定出臺了《關于環境保護工作決定》，對防治污染、資金投入等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做出了明確規定。環境保護納入“六五”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第八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把實施可持續發展確定為現代化建設的一項重大戰略。國務院發布《關于環境保護若干問題的決定》，實施《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計劃》和《跨世紀綠色工程規劃》。“十一五”規劃綱要，確定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目標，要求加大污染治理力度，建立節能降耗、污染減排的統計、監測和考核體系和制度。十九大將“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作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之一，明確提出了推進綠色發展、著力解決突出環境問題、加大生態系統保護力度、改革生態環境監管體制等重點任務。總之，“跨世紀行動”“零點行動”“向污染宣戰”“藍天保衛戰”“中央環保督查”等行動，均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政治動員。
在環境污染治理上，實現了由末端治理向生產全過程控制轉變，由濃度控制向濃度與總量控制相結合轉變，由分散治理向分散與集中控制相結合轉變。在發展與保護關系上，從重經濟增長、輕環境保護到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并重， 再到為以環境質量改善為核心、建設生態安全屏障轉變。污染治理重點工程從“太湖、巢湖、滇池(三湖)、淮河、海河、遼河(三河) 和酸雨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區(兩區)(簡稱332工程)”到“三河三湖兩區”(后又增加渤海、北京市)(簡稱33211工程)，再到“三區：京津冀及周邊、長三角、珠三角(2018年調整為汾渭平原)”。可持續發展、清潔生產、環境質量管理標準ISO1400等不斷推進;環保模范城、生態工業園、生態文明示范市等先行探索，環境管理由政府的單一行政管控，到以命令控制為主、市場化手段為輔，再到命令控制與市場化手段并重的變化。
我國的環境質量進入穩步改善的階段，主要表現為：
天更藍了。自2013年實施《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以來，大氣污染治理效果初步顯現，環境空氣質量形勢總體向好，達標城市數和優良天數有所增加。2017年，全國338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空氣質量達標占29.3%，未達標占70.7%;平均優良天數比例78.0%。顆粒物濃度和重污染天數逐步下降。重點區域細顆粒物濃度有所改善。可吸入顆粒物(PM10)平均濃度比2013年下降22.7%，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細顆粒物(PM2.5)平均濃度分別下降39.6%、34.3%、27.7%，北京市PM2.5平均濃度下降34.8%。
水更清了。《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重點流域水污染防治規劃(2011-2015年)》相繼出臺，要求強化源頭控制，水陸統籌、河海兼顧，對江河湖海實施分流域、分區域、分階段科學治理，推進水污染防治、水生態保護和水資源管理。與2012年相比，2017 年地表水優良水質斷面比例不斷提升， 劣V類水質斷面比例持續下降，大江大河干流水質穩步改善。濕地面積8.04億畝，位居亞洲第一、世界第四。
山更綠了。加大自然保護區保護力度，建設森林生態系統、保護和恢復濕地、治理和改善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生態系統穩定性增強， 初步構筑“兩屏三帶一區多點”的生態安全屏障。治理沙化土地和水土流失、植樹造林等生態建設，森林覆蓋率達到21.66%，成為同期全球森林資源增長最多的國家。荒漠化土地面積由20世紀末年均擴展1 萬多平方公里轉變為年均縮減2400 多平方公里，在世界上率先實現由“沙進人退”到“人進沙退”的歷史性轉變，中國治理荒漠化的經驗為世界提供了重要借鑒。
海更凈了。修訂《海洋環境保護法》，印發《海洋生態文明建設實施方案》，為科學謀劃海洋空間布局、“多規合一”提供了依據。近岸海域水質總體向好。2017年， 全國近岸海域417個海水水質監測點中，達到國家一、二類海水水質標準的監測點占67.8%;與2001年相比，一、二類海水比例提高27.8個百分點，三類海水比例下降8.5個百分點，四類和劣四類海水比例下降19.3個百分點。
人居環境持續向好。在不少城市，錯落分布的公園綠地讓老百姓“開窗能賞景，出門能游玩”;在農村，“垃圾靠風刮、污水靠蒸發” 等困擾群眾的環境問題得到根本扭轉，2016年，農村衛生廁所普及率80.3%，比2000年提高35.5%，一批批特色小鎮、美麗鄉村建設起來， 越來越多的城鄉百姓從中受益。
以綠色發展的生動實踐為世界貢獻了“中國方案”。在2015年巴黎氣候大會上，《中國庫布其生態財富創造模式和成果報告》被鄭重推向世界。2016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中國生態文明戰略與行動》報告發布;2017年12月，把荒漠變林海的塞罕壩與庫布其一起被聯合國環境大會授予“地球衛士獎”。聯合國規劃署執行主任埃里克·索爾海姆對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大加贊許，中國用實踐證明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是人類共通的生態文明理念。
推進我國生態文明建設需要處理好的關系和避免的誤區
必須掌握和運用唯物辯證的方法，做到“四個統籌”，正確處理好理念與實踐、重點突破與整體改善、當前與長遠、國內與國際等關系，發揮能動性，把握主動權。
1.生態文明建設需要處理好的關系
協調好人與自然關系，關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勝利，關乎“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實現，關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堅決摒棄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換取一時一地經濟增長的做法，讓良好生態環境成為人民生活改善的增長點，成為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支撐點，成為展現我國良好形象的發力點。既要從歷史觀的維度把握中國共產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又要立足于當代中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和新時代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態環境的需求，體現強烈的宗旨意識，順應人民群眾的美好期待。
樹牢理念與自覺踐行的關系。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必須樹立綠色發展理念，不斷增強社會大眾的生態文明意識。我們必須著力解決生態文明意識日漸覺醒而實際行動滯后乏力的問題。一方面，生態文明理念不會自發形成，其樹立與培育需要一個長期過程。我們必須加大生態文明理念宣傳教育的廣度、力度和深度，切實增強全民的節約意識、環保意識、生態意識，營造愛護生態的良好社會風尚，使生態文明理念真正成為社會成員的廣泛共識和行為準則。另一方面，我們“既要改變思維方式，又要改變行為方式;既要改變生產方式，又要改變生活方式;既要改變經濟發展方式，又要改變社會發展方式”。無論政府、社會、企業還是個人，都要從長遠著眼、從細節入手，落實保護環境人人有責的理念，以自覺的行動來貫徹和體現生態文明觀，身體力行推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
重點突破與整體推進的關系。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既要抓好突出的生態環境問題，又要注重生態文明建設的系統性、整體性，更要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出發，把生態文明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的各方面和全過程，重點抓好空氣、水、土壤污染的防治，優先解決影響群眾健康的突出環境問題。把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作為一項系統工程，統籌資源節約、生態修復與環境保護，統籌源頭治理、過程嚴管與排污不達標嚴懲，統籌生態理念傳播、制度構建、技術創新與資金投入，使各環節各要素構成一個嚴密整體。推動實現生態文明理念與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領域建設的有機融合，真正讓綠水青山成為金山銀山。
當前建設與長遠發展的關系。既要立足當前，又要著眼長遠;既要短期謀劃，又要長遠安排;既要采取有力有效行動，解決緊迫的環境問題，又應堅持預防為主，預防污染。以新一輪能源結構調整和技術變革為契機推動能源技術革命， 建立和完善長久管用、能調動各方積極性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既要著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貫徹落實十九大報告提出的今后五年生態文明建設的階段性任務，形成節約資源與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格局、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又要著眼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籌劃中長期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目標、原則和路徑，努力建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要結合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實際，進一步將宏觀戰略細化深化分化優化，形成切實可行的生態文明建設的施工圖路線圖，確保生態文明建設目標如期實現。
國內治理與國際合作的關系。必須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構建以政府為主導、企業為主體、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的國內環境治理體系。立足中國國情，著力解決國內的生態環境問題，堅定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生態文明發展道路，建設美麗中國;積極參與全球環境治理，將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納入全球視野，推動各國開展生態文明領域的交流合作，爭取國際話語權，為應對全球性生態挑戰、推動世界可持續發展作出貢獻。我國作為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將積極參與全球生態治理，承擔同自身國情、發展階段、實際能力相符的國際責任，充分運用“一帶一路”倡議等多邊合作機制，在管理模式、先進技術、經驗成果等方面與國際社會開展交流合作，共同探索全球生態文明建設之路。
2.生態文明建設需要避免的誤區
與此同時，我們應當清醒地認識到，生態文明建設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是一個長期的建設過程，不能立竿見影，必須按照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辦事，避免陷入誤區。
誤區一：生態好等于生態文明了。文明是社會進步狀態，生態文明是指人與自然和諧的狀態。人是生態文明的主體，人類社會文明決定環境狀況。生態文明，不僅要有良好的生態環境，更要有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而精神文明對生態環境保護尤為重要。世界銀行的相關研究發現，世界上一些貧困地區的生態環境很好，但由于物質十分貧乏，人們不得不“砍柴燒”，導致水土流失和生態退化。反過來又加劇了貧困，形成“貧困—生態退化— 貧困”的惡性循環。簡單地說，環境好了，精神文明也要相應跟上， 才是生態文明的本義。
誤區二：生態文明必然與經濟發展對立。一些人“只談綠水青山，不談金山銀山”。換言之，只強調生態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忽視經濟發展的基礎性。生態文明建設并不是不要發展，而是要低消耗、高效益、高質量的發展。發展也不僅指經濟發展，更不能簡單地等同于GDP增長。資源節約、環境保護、科技創新、文化繁榮和社會進步等，都是發展的內涵。“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是一個完整表述。“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強調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中發展。我們既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謀求一時一地的發展，也不能只講環境保護，守著“綠水青山” 放棄發展。生活富裕但生態退化不是生態文明，山清水秀但貧窮落后也不是生態文明。要實事求是地平衡好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 把握好“度”。
誤區三：“有了金山銀山，也買不來綠水青山”。誤以為“有了金山銀山，也買不來綠水青山”， 將此等同于“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強調，破壞綠水青山的金山銀山，寧可不要;以人體健康為代價的一時發展，寧可不要;損害國家長遠利益的發展， 寧可不要。但與“有了金山銀山也買不來綠水青山”的意思并不完全相同。其一，“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有個前提條件。在“兩山論”誕生地浙江省安吉縣余村， 經濟發展有了一定基礎;其二，對聯合國評價認為“不適宜人生存的地方”，花“金山銀山”買“綠水青山”是得不償失的;其三，塞罕壩、庫布其的治沙實踐證明：只要人們付出勞動，“荒漠變綠洲”是可以實現的。因此，在強調“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時，也不應該否認，綠水青山可以帶來金山銀山，金山銀山也可以用來建設綠水青山。
誤區四：生態文明建設等同于環保工作。生態文明建設有廣義和狹義理解。廣義的生態文明建設包括生態環境建設、生態經濟建設、生態社會建設、生態文化建設等方面;狹義的生態文明建設包括國土空間優化、整治與可持續安全，資源節約、保護與可持續利用，環境保護、污染治理與環境質量持續改善，生態保育、修復與可持續承載等方面。由此可見，環境保護是狹義的生態文明建設的一部分。無疑，在環境形勢較為嚴峻的當下， 環境保護應擺在生態文明建設的重中之重，但不能把生態文明建設僅僅看成是對環境保護工作的提升。否則，生態文明建設就可能與生態文明體系中的其他脫節。與之相關，生態文明建設絕非僅是生態環境部門的職責，而需要所有政府部門均擔負起相應職責。空間優化、資源節約、環境保護、產業升級、綠色建筑、綠色交通、社會轉型、科技創新、生態文化、綠色消費、綠色財稅、綠色金融等， 都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從這個意義上說，2018年的國務院機構改革，為建立健全生態文明建設的領導體制和部門聯動， 創造了有利條件。
誤區五：生態優先就是環保優先。資源、環境、生態是一體的， 是從不同角度界定人類生存和發展所依賴的自然界。資源側重于利用的目的，如經濟資源、戰略資源等;環境側重于生存的目的，如宜居環境、優美環境等;生態側重于生物與環境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 人是生物物種之一。生態優先，是生物優先、環境優先，還是生物與環境關系優先，存在多解性，認識上的模糊性必然會帶來行動上的多樣性。例如，一些地方以生態建設之名行開發破壞之實;一些地方花巨資在河流和濕地上建起“三面光”的人工水泥堤壩，破壞了動植物與水的聯系;一些地方違背自然規律，用“大躍進”方式建設生態城市，大搞大樹進城，指望“今天栽樹、馬上乘涼”;一些地方“一刀切”關停企業，不僅影響當地經濟發展，更增加了就業壓力和社會穩定的隱患。
所有這些，都與生態文明建設原則和重點南轅北轍。我們既不能走進“經濟發展必然破壞生態環境、生態環境保護必然影響經濟發展”的誤區，也不能忘了環境惠民，把生態環境保護作為懶政、庸政和不作為的擋箭牌。
環境保護是我國當前生態文明建設的重中之重
環境保護工作仍任重道遠， 必須打好打贏污染防治攻堅戰。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 “十八大以來的五年，是黨和國家發展進程中極不平凡的五年。”我國生態環境質量持續好轉，出現了穩中向好趨勢，但成效并不穩固。生態文明建設正處于壓力疊加、負重前行的關鍵期，進入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的攻堅期，也到了有條件有能力解決生態環境突出問題的窗口期。
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如果我們的發展方式、生活方式不綠色，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是很難的，甚至做不到。加快加大生態系統保護和修復力度，增強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生態系統服務功能高低對生態文明建設至關重要。要加快形成生態環境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通過改革釋放出更多動能和紅利，來支撐保障污染防治攻堅戰取得更大更好的成效。形成可持續的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之路，也是美麗中國建設之路，更是中國為全球生態安全作出的貢獻。
打好打贏污染防治攻堅戰。加快大氣、水和土壤污染防治，著力整治大氣污染特別是霧霾問題， 能源結構、運輸結構和用地結構的調整優化力度;推進重點流域和區域的水污染防治，保障飲用水安全，基本消滅黑臭水體;治理和修復土壤污染，突出重點區域、行業和污染物，強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復;實施流域環境和近岸海域綜合治理，統籌山水林田湖草系統治理，打好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攻堅戰;優化生態安全屏障體系，構建生態廊道和生物多樣性保護網絡， 提升生態系統質量和穩定性，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形成污染防治攻堅戰的長效機制。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中央先后制定出臺了三個行動計劃。2017年開始實施的重污染天氣成因與治理攻關專項計劃，在“2+26” 城市大氣污染防治中，環境保護部對涉及大氣污染的所有舉報第一時間向社會公開，對交地方辦的問題，緊盯不放，不解決問題不松手;初步建立政府、企業、社會各方努力、共同參與、共同支持的機制。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關鍵是“對癥下藥”，只有這樣才能產生理想效果。只有按照黨中央的要求，加快進度、加大力度、狠抓落實，使生態環境質量得到不斷改善，人民群眾的安全感、獲得感、幸福感才能更強。
我們一定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引，牢固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堅持節約資源和環境保護的基本國策， 把自然資源利用好，生態環境治理好、保護好，維護大自然對人類的永續供養能力，給子孫后代留下更大的發展空間，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標本兼治、攻堅克難，實現生態環境質量的根本好轉和建成“美麗中國”的目標，早日邁進生態文明新時代，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
(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